那时候老板正帮格鲁布曼把两岁的双胞胎女儿送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19-04-18 19:27

  崇尚天赋的价值观虽然为体育界所轻视,却普遍存在于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过程当中。然而,即使在亲子关系这一方面,生物工程和基因改良也对天赋伦理产生了威胁。珍视孩子为上天恩赐的礼物,就是全心接纳孩子的原貌,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设计的物品,或是父母意志的产物,抑或满足野心的工具,因父母对孩子的爱并非视孩子恰巧具备的天赋和特质而定。固然,我们选择朋友和配偶,至少有一部分理由是基于我们觉得他们有魅力的特质,但我们并不能亲自挑选孩子。孩子的特质不可预知,连最认真负责的父母都不能为生出什么样的孩子负全责,这也是为什么亲子关系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人际关系都更能教会我们,神学家威廉 梅(William FMay)所称的“对不速之客的宽大”。

  梅的使人产生共鸣的短句,描绘了能约束自我的征服欲和掌控欲的美德,并提醒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它帮助我们看清,基因改良最深层的道德疑虑在于它所传达出的对人类地位的理解和提升人类地位的愿望,而非它对完美的追求。问题不在父母篡夺了设计出来的孩子的自主权(否则好像孩子也能挑选自己的遗传特质似的),而是在于插手设计孩子的父母傲慢态度,在于他们想掌控出生奥秘的欲望。就算这些安排没有使父母成为孩子的暴君,也将破坏亲子关系,并且使父母丧失“对不速之客宽大”这一理念所能培养出的谦逊态度和所能激发出的人类同情心。

  珍视孩子为恩赐的礼物或祝福,并不意味着在孩子有病痛的时候也无所谓。治疗生病或受伤的孩子,并不是践踏他天生的能力,而是创造条件使得这些能力蓬勃发展。虽然医疗介入了自然状态,但这是为了健康着想,并不代表会无止境地企图控制和支配。实际上,费心地想要治愈疾病,不会对天生禀赋造成普罗米修斯式的侵犯,因为医疗过程受到这样一种厚则的规范或指引,即修复和维持健康必需的天生的人体机能。

  医疗就像体育一样,有其自身的意图和目的,正是这意图和目的指引和规范着实践的方向和方式。当然,怎样算是健康或正常的人类功能还有待商榷,因为这并不只是生物学范畴以内的问题。例如,人们对耳聋是一种需要治疗的残疾,还是一种需要珍视的群体特质和身份认同,就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即便这样,分歧的双方也基于同一个假设:医疗的目的就是促进健康,治愈疾病。

  有人认为既然父母对生病的孩子有治疗的义务,就意味着父母也有增进孩子健康、并帮助孩子最大化地发挥潜力以获得成功的义务。但一个人唯有同意这样的功利主义观念,认为健康不是人类特有的好处,而只是将幸福安康极大化的手段,这样的论点才会成立。例如,生物伦理学家朱利安 萨乌莱斯库( Julian Savulescu)主张“健康从本质上而言并不宝贵”,只有在“有帮助的时候才宝贵”,是让我们为所欲为的“资源”。这种对健康的思维方式无视治愈和基因改良之间的区别。根据萨乌莱斯库的说法,父母不但有增进孩子健康的义务,而且也有“改良孩子基因的道义上的责任”。父母应该利用科技巧妙地处理孩子的“记忆力、性情、耐心、同理心、幽默感、乐观精神”,以及其他特质,给孩子“获得最好人生的最佳机会”。

  这种带有工具理性色彩的、把健康当作使其他事情达到极大值的手段,是错误的。身体健康,就像性格良好一样,是人类繁荣发展的必要要素。尽管在一定的范围内,健康比不健康更好,但健康不是那种可以极大化的好处,没有人渴望成为健康大师(或许除非是忧郁症患者)。1920年代,优生学家在州博览会举办健康比赛,并颁奖给“最强健的家庭”,然而这个不寻常的活动正说明了“认为健康是一种工具,并当成能够极大化的好处”这一观念的愚蠢。与天分和特质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带来成功不同,健康作为一种优点是有止境的;不必冒着卷入不断升高的“军备竞赛”风险,父母就能努力让孩子健康。在照顾孩子的健康方面,父母并不扮演设计师的角色,也不能把孩子转变成自己意愿的产物,或是满足野心的工具。至于为了非医疗的理由,花费大笔金钱来挑选孩子性别,以及渴望借由基因改造增进孩子的智力或运动天分的父母,则不能一概而论。跟所有的区别一样,医疗和基因改造的界线是很模糊的。(例如,畸齿矫正,给非常矮小的孩子注射生长激素。)但这不意味着这种区别不重要:倾向给孩子进行基因改造的父母更可能表达和固化的态度往往超出无条件的爱的限度,以至于走向了它的反面。

  当然,无条件的爱不需要父母刻意避免塑造和指引孩子的发展。相反,父母有义务栽培孩子,帮助他们发现和发展才能及天分。正如梅所指出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两面接受的爱和转化的爱。接受的爱是肯定孩子的本质;反之,转化的爱则是追求孩子的福利。这一面的爱会纠正另一面爱的过度表现:“如果父母对孩子的爱懈怠到对孩子照单全收,这样的亲情就太放任无为了。”父母有义务促进孩子表现卓越。

  然而近来,野心过度的父母很容易在转化的爱上得意忘形敦促孩子达到各式各样的成就,以追求完美。“父母觉得在两方面的爱之间取得平衡很难,”梅评论道,“接受的爱,要是缺了转化的爱,会陷于纵容,终至忽视;转化的爱,要是缺了接受的爱,则会陷于纠缠,最后必然丢弃。 ”

  梅在这两种互相抵触的推动力中发现了跟现代科学的相似之处:现代科学也是一样,让我们忙着观望这个世界,研究和欣赏这个世界;同时也忙于塑造这个世界,想把世界变得更完美。

  父母塑造、栽培和改良孩子的权利,使得反对基因改良的论证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佩服为孩子做最好打算的父母,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孩子获取幸福和成功。那么,借由教育和训练提供这些协助,相对于利用基因改良提供协助,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是什么?有的父母为了增加孩子的优势,会送他们上费用昂贵的学校,聘请私人家教,送他们去网球营,让他们学钢琴、学芭蕾舞蹈、学游泳、补习大学入学的学术能力测验等等。如果父母用这些方法帮助孩子是可容许的,甚至是令人感到钦佩的,为什么利用任何一种基因科技(假如安全的话)来改良孩子的智力、音乐才能或运动技能的父母,不能一样值得赞扬?

  赞成基因改良的人说,原则上,借由教育改善孩子跟借由生物工程改善孩子之间没有差别;批评基因改良的人坚称,差别是非常巨大的!他们认为,试图以操纵孩子的基因组成的方式来改善孩子,是对优生学的缅怀,而优生学是上个世纪一项广受质疑的活动,其用意是改进基因库,运用政策(包括强制节育和其他种种可憎的方法)改良人类。这两个相互抵触的类比有助厘清基因改良的道德立场:父母试图用基因手段来改善孩子,到底属于进行教育和培养(假定是好事),还是实施优生学(假定是坏事)?赞成基因改良的人在这个层面上说得对:利用基因改良来改善孩子,在精神上跟处心积虑、高压栽培孩子的做法很相像,这类的方式近来变得很常见。但是这样的相似之处并不能证明基因改良是正确的;相反,却凸显出父母的教育方式强力地介入孩子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形成趋势的问题。 最显著的例子是痴迷体育的父母决心把孩子塑造成冠军。他们有时候会成功,以理查德 威廉斯为例,据报导指出,早在大、小威廉斯出生之前,他就把女儿的网球生涯计划好了;或是厄尔 伍兹,当泰格 伍兹还在婴儿围栏里面,他就把高尔夫球杆交到他手上。“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没有小孩自己会这样地投身运动,”理查德 威廉斯告诉《纽约时报》,“父母才会为孩子打算,我承认我是内疚的。如果没有早早计划好,相信我,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

  类似的心情也出现在精英运动之外,比如在全国足球场边线和小联赛棒球场边过度紧张的父母当中。父母干扰和喜好竞争的传染病很严重,青少年运动联赛试图通过建立父母请勿进入区、无声周末(不大喊大叫、不欢呼鼓舞),以及颁奖给有体育精神和懂得克制的父母来对其进行控制。

  在边线威吓不是过度干预的父母给青少年运动员造成的唯一损失,随着由强势的父母组织和管理的运动联赛,取代了临时凑人的球赛和游乐场运动,儿科医师报告,青少年因为运动过度而造成伤害的数据有了惊人的增加。当今, 16岁的投手所经受的手肘重建手术,是以前只有大联赛的投手想要延长职业生涯才需要动的手术。波士顿儿童医院运动医学部主任莱尔 米凯利医师报告,他诊疗的年轻病患中有 70%罹患过劳性损伤,而 25年前只有 10%。运动专科医师把过劳性损伤之大流行,归因于一种与日俱增的趋势,即让孩子从很小就专攻一种运动,且使其终年受训。“父母们认为,专攻一种运动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孩子成功的机会,”莱尔 米凯利医师说,“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

  青少年体育官员和医师不是唯一要想办法阻止专横父母的人,大学的行政主管也抱怨,家长渴望控制孩子的生活帮他们的孩子填写大学申请表格、打电话纠缠入学办公室、帮忙写学期报告、在学生宿舍留宿,诸如此类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家长甚至打电话给大学行政人员,要求早上叫他们的孩子起床。

  “大学生的家长已经失控了。”麻省理工学院入学主管玛丽莉 琼斯说,她曾强烈要求焦虑的家长退后。

  巴纳德学院( Barnard College)院长朱迪丝 夏皮罗也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家长请勿进入校园”的专栏署名评论道:“家长的权利意识像是消费者一样,因为不懂得松手,导致有些家长想要处理孩子大学生活的每一方面从申请入学到选择主修科系。这种家长,虽然是少数,但却是教职员、系主任和院长生活要面对的中与日俱增的难题。 ”

  过去 10年来,随着习惯掌握控制权的婴儿潮一代到了准备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的年龄,家长塑造和处理孩子学术生涯的疯狂欲望变得更加严重。一个世代以前,很少有高中学生费心准备大学入学的学术能力测验( SAT)。今天,家长为他们非上大学不可的孩子,会花费大笔金钱在营利的学术能力测验预备课程、家庭教师、书籍和软件上,使得准备考试成为 2500万美金的行业。 一家主要做考前准备的公司楷博教育( Kaplan),从 1992年到 2001年的总收益增加了 225%。

  学术能力测验准备课程,不是焦虑的有钱人试图磨亮和包装他们将要上大学的后代的唯一方法。教育心理学家报告称,越来越多的家长试图让念高二或高三的孩子诊断出有学习障碍,只为了能在考学术能力测验时争取到额外的时间。美国大学理事会 于 2002年公布,取消在因学习障碍获取额外考试时间的学生成绩旁加注星号,显然鼓舞了这种“购买诊断书”的风气。家长们为了一纸评估报告,掏出 2400美金,并且为了孩子的利益,一小时花费 250美金,让心理学家开有利于学生的证明,出示给高中或主办学术能力测验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如果这个心理学家没有给出他们想要的诊断,他们就会去光顾别家的生意。

  强力介入孩子生活各个层面的教育方式既费时又费力,所以有些家长会把工作转包给私人指导教师和顾问。大学入学私人顾问指导学生通过严格的申请程序,包括决定申请哪所大学、校订入学申请计划、编辑履历、面谈练习等,费用为 500美金每小时。家长与日俱增的不安使得顾问业务蒸蒸日上,根据专业代表独立教育顾问协会所述,当今的大学入学生有 10%以上付费聘请升学顾问, 1990年则是 1%。

  这个行业收费最高的常春藤智慧( IvyWise)公司位于纽约曼哈顿,它以 32995美金提供为期两年的“白金项目”大学入学协助。公司的创办人凯瑟琳 科恩之所以能收取这么可观的费用,是因为她早早就开始叮嘱客户,高中时候要从事怎样的课外活动、志愿工作和暑期工作经验,才能磨亮履历表并提高入学机会。她不但推销孩子进大学,而且在“产品”开发方面提供帮助 ──“出租”强力介入孩子生活各个层面的父母。“我不只是指导入学申请,”科恩说,“我指引人生。 ”

  对有些父母而言,给孩子包装和安置进精英大学的抢夺战早在孩子幼年时就开始进行了。科恩的合伙人提供一个叫做常春藤智慧儿童的服务,满足渴望为孩子在纽约市最令人觊觎的私立小学(所谓的婴儿常春藤)赢得一席之地的父母,并且把孩子送进入学竞争激烈的托儿所。几年前华尔街的股票分析师杰克 格鲁布曼的事件突显出幼儿园入学的疯狂竞争。他在电子信件中声称,自己为了讨好老板,而特意提高AT&T股票的评级,那时候老板正帮格鲁布曼把两岁的双胞胎女儿送进极富声誉的 92街某托儿所。

  格鲁布曼为了送两岁的女儿进入高级托儿所,愿意上天入地,甚至操纵股市,正是这个年代的象征。这说明美国生活中日增的压力,逐渐改变着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提高了孩子必须有所表现的需求。学龄前儿童申请私立幼儿园和小学时,他们的命运取决于几封有利的推荐信,以及试图测量他们智力和发展的标准化测验。有些家长请人指导他们 4岁的孩子准备考试,也有很多家长花 34.95美金购买最新畅销的叫做时间追踪者的玩具,那是一个颜色鲜艳、有灯、有数字面板的装置,旨在教小孩子在标准化测验的时候如何计时。时间追踪者有个很有帮助的特色,一个电子男声播报“开始”和“时间到”,商家建议 4岁或以上的孩子使用。 给学步的幼儿进行测试并不限于私立学校,布什政府下令所有报名启蒙计划的4岁儿童都要参加标准化的测验。小学新增的国家测验,使全国学区紧缩幼儿园课程,让阅读课、数学课和科学课逐步取代艺术课、下课时间和午休时间,孩子到了小学一、二年级,就必须应付家庭作业和沉重的书包。

  1981~1997年间,指定给 6~8岁孩子做的家庭作业,数量也增至 3倍。 随着表现的压力增加,帮助容易分心的孩子专注工作的需求也随即到来。有人将注意力不集中症( ADHD)的急剧上升,归因于孩子必须有所表现的新需求。儿科医师及《滥用利他能 》(Running on Ritalin)一书的作者劳伦斯 迪勒医师估计,美国 18岁以下的儿童(总数为 400~500万个小孩)之中有 5%~6%,目前接受了利他能或其他兴奋剂的处方,作为注意力不集中症的选择治疗方式。(兴奋剂帮助儿童容易专心和维持注意力,不会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进而抑制活动过度。)过去 15年来,合法的利他能产量增长至 1700%,而同为治疗注意力不集中症上市的安非他命药物阿得拉( Adderall),其产量也提高到3000%。对制药公司而言,美国的利他能和相关药物市场是一条金矿,其每年产值高达10亿美金。

  虽然近几年开给儿童和青少年的利他能处方暴增,不过并非所有的用药人都罹患注意力不足或活动过度症。高中生和大学生得知,处方兴奋剂有助于注意力正常的人提升专注力,因此有人购买或借用同学的利他能,使自己在学术能力测验或大学考试中增进表现。利他能的使用最令人感到不安的一个发现是,越来越多的医师开处方给学龄前儿童。虽然利他能未经核准给 6岁以下的幼儿使用,开立处方给 2~4岁幼儿的比例却在 1991~1995年间提高至将近 3倍。

  既然利他能对医疗和非医疗用途皆有效治疗注意力不集中症,以及为追求竞争优势的健康孩子增进表现那么,也就会引发如其他基因改良技术带来的相同的道德难题。无论如何那些难题是如何解决的,对利他能的争论显现出,与针对毒品(如的)激烈争论的上一代人之间的文化鸿沟。不同于 60年代和 70年代的毒品,利他能和阿得拉不是用来逃避,而是用来集中精神,不是用来观望和端详世界,而是用来塑造和融入世界。我们过去谈起非医疗药物,当成是“消遣用的”,这名词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出现在基因改良争论中的类固醇和兴奋剂,不是娱乐消遣的来源,而是一种顺从的努力,一种响应竞争激烈的社会,要求加强表现和改善本质的方法。表现完美的需求鼓舞了挑剔天赋的冲动,这是基因改良的道德问题最深层的来源。

  有的人认为,基因改良跟人们寻求改善孩子及自己的其他方法之间,有清楚的界线。基因操纵看似更为严重,因其比起其他改良和寻求成功的方法更具侵入性、恶意性。但从道德上来说,这种差别似乎并不显著。

  认为生物工程在精神上与野心勃勃设法雕琢和打造孩子的父母所使用的方法类似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个相似之处却没有给我们理由去拥抱对孩子的基因操纵;反而却给了我们理由去质疑人们普遍接受低科技、高压力栽培孩子的作法。我们这个年代常见的强力介入孩子生活各个层面的父母,他们看不到生命本身是个恩赐。他们是急于掌控和统治而焦虑过度的代表,他们的观念和优生学近似到令人不安的程度。

  选自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一书第三章,中信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公众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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